重磅 | 看不懂印度？其实只要看透这个男人就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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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泰勒·C·舍曼（Taylor C Sherman）编译 | 刘派
审核 | 陈安澜
编辑 | 陈欣雨 穆祎璠编者按
本文围绕对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以及他所时代的认知展开。在作者看来，当人们在谈论尼赫鲁时，或是粉刷其形象为自己贴金，或是利用某种春秋笔法明褒实贬，都更多的是出于当代的目的。这也使得“尼赫鲁”成为了“更加深入了理解那个时代的成就和弊病”的阻碍。作者认为，当代印度人对于尼赫鲁时代的解读往往被简化为所谓的“尼赫鲁共识”，即不结盟、世俗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主义。但这种过分简化的认知往往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构建出来了，脱离了它自己的时代。接着，作者举了五点例子，试图揭示尼赫鲁时代的复杂性。第一，尼赫鲁时代并非意识形态一致，而是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在试验中探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第二，尼赫鲁绝非一切事物的操纵者，他只是“项目赞助者”和“支持者”；第三，尼赫鲁印度对于战后秩序的愿景和构想远远超过所谓的不结盟理念；第四，尼赫鲁时期的印度曾试图纠正殖民国家过分行政化的积弊，提出了极富创建的国内制度构想并付诸实施；第五，尼赫鲁并没有使印度民族运动去动员话，而始终致力于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这对于现代印度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助推作用。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又回到了人民院（Lok Sabha，即印度议会下院）。尽管他在近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幽灵却始终萦绕在印度的政治话语中。这位印度第一任总理以及他的遗产常常是当今政治辩论的焦点。而这取决于他被谁引用，这类引用要么源于自豪，要么源于嘲笑。目前这种对尼赫鲁的关注需要一些解释。
今天，无论是认可还是贬损其功业的人，尼赫鲁都被视为独立印度的建筑师。这一称谓意味着大量的谈判与妥协。专业建筑师必须做大量的谈判，即便是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或巴尔克里什纳·多希（Balkrishna Doshi）这样的大师级建筑师也同样如此：他们必须与客户和邻居、监管者和工人达成妥协。尽管最终产品打上了建筑师想象力的烙印，但它仍是合作的产物。当“建筑师”被用作尼赫鲁的隐喻时，它意味着这个人对国家的未来有一个愿景（在他喜欢的蓝图五年计划中描绘出来），并且不受阻碍、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这一愿景。
从“建筑师尼赫鲁”到“独裁者尼赫鲁”，对他的一些批评者来说，这不过是一步之遥。事实上，尼赫鲁常常被指责助长个人崇拜——涉及到将一个人提升到其他人之上，并给他的领导力注入一种神秘的气息。这种崇拜需要严格控制关于领导人的形象塑造，近乎无情地要求对他的忠诚。但是对尼赫鲁总理任期的评估表明，尼赫鲁实际上在积极避免塑造个人崇拜。尼赫鲁理解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他可以应对关于他自己的笑话，而且似乎对如何在公众面前呈现自己的形象没有兴趣。他宣称对带有他名字的东西感到“过敏”，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凝练成精辟的警句，因为这样做会使思想僵化，吸引盲目的忠诚。事实上，早在1957年，当有人提出将他的演讲摘录成书，命名为“尼赫鲁的智慧”时，他便认为这个题目“华而不实”。
如果尼赫鲁对人们经常向他投来的不假思索的崇拜不屑一顾，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尼赫鲁视为独立印度的建筑师呢？这是一个由他领导的政党赋予他的称号。1958年，当他考虑退休时，国大党拒绝让他辞职，甚至拒绝让他短暂休假，告诉他国家不能没有他的领导。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鲁试图将人们偶像化领导人的方向重新指向甘地。但在尼赫鲁1964年去世后，这位前总理的形象却广为流传。印有他形象的硬币和邮票被发行，道路被重新命名，并成立了一个基金以支持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在纪念会上，领导人带领群众宣誓忠于尼赫鲁的思想，这在尼赫鲁在世时是不可想象的。国大党起先是在声明中，现在又在推特上，定期称赞他是印度的建筑师，尤其是在每年的11月4日和5月27日（分别是尼赫鲁的诞辰和死亡纪念日）。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每当国大党的领导层遭受自我怀疑或公众不认可时，这种援引倾向似乎最为强烈。
虽然国大党在助长这一神话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其他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也发挥了作用。印度人民党援引尼赫鲁的策略并不一致，但它在设定辩论话题和转移对执政党的批评方面卓有成效。
一方面，为了将自己与国大党区分开来，印人党成员将尼赫鲁视为国大党错误的象征。这种人格化的做法在尼赫鲁和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之间形成了一场竞争。这种民粹主义策略以抬高尼赫鲁为前提，虽然目的是为了贬低他。作为将权力集中于现任总理的战略的一部分，这种叙事让尼赫鲁显得拥有比在自己真实的历史中更多的权力。
另一方面，印人党及其支持者似乎经常将自己的政府与尼赫鲁的政府相提并论。在反驳莫迪正在创造个人崇拜的指控时，印人党的支持者用尼赫鲁个人形象的使用以及在竞选中的努力来论证第一任总理别无二致。这种“两面性”的论点通过拉近莫迪与尼赫鲁的距离来解除批评者的疑虑。同样，将印度的分治归咎于尼赫鲁是一种削弱印人党当前政策分裂性影响的策略——“没有什么比分治更糟糕了！”同样，援引1962年与中国的灾难性战争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即让人们的视线远离印度2023年在中印边境的艰难局面。最后，通过回顾尼赫鲁政府利用总统治理推翻非国大党邦政府或逮捕反对党成员的事例，印人党的支持者指出该党没有其他选择——“与印人党相比，国大党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暗示，由于尼赫鲁政府的失败和不足，今天的国大党不配领导政府。同时，国大党也就坡下驴，跃跃欲试，试图为尼赫鲁辩护，说服民众相信他们应该重新掌权。这些并不是对印度复杂历史的学术性评价。相反，通过断章取义，双方都在神话上编织了似是而非的论据。这种令人不快的讨论是以辩论赛的方式进行的：把另一方扭曲得很难堪就是赢得胜利。
所有这些神话制造的结果是，关于尼赫鲁和他担任总理期间的一系列陈旧的论点在政治话语中回荡。讨论往往围绕着所谓的尼赫鲁共识（Nehruvian Consensus）——一套据称定义了尼赫鲁时代的抽象名词，包括不结盟、世俗主义（secularism）、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主义。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围绕这些概念以及由它们衍生的计划的辩论一直在政治圈子中回旋，尽管它们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语境。例如，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自由化，社会主义和不结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世俗主义的解释也随着印度教右翼的崛起发生改变。这些术语之所以成为神话，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加深我们对印度独立后头二十年理解的能力。
我一直在与同事和历史学家同行一起发掘档案资料，试图赋予尼赫鲁时代新的解释。我的研究旨在了解当时的人们是如何使用我们现在所说的与尼赫鲁密切相关的术语。我发现，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如何理解所谓的尼赫鲁共识的内涵，与这些术语在尼赫鲁时代的使用情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鸿沟。此外，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统治精英们并没有一种共同的、一致的意识形态。相反，他们围绕概念展开辩论，并对基于这些概念的议题存在分歧。我的作品《尼赫鲁的印度：七个神话中的历史》（Nehru's India: A History in Seven Myths）的目的之一是发掘在尼赫鲁时代结束时，那些与之共处的人是如何评价政府计划和当时的理想的。然而，另一个目的是在问：除了那些经常被重复的抽象名词外，尼赫鲁时代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首先，尼赫鲁时代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一致的时代，而是一个试验的时代。在这些试验中，印度人使用了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的所有工具：他们从小型试点项目开始；在评估之后进行调整，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出方案。在宪法颁布后，全印度政策很少有大爆炸式的变化。计划委员会并没有充当苏维埃式的指挥机构，而是在监督这些试点项目和评估各种计划的进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试验性的态度几乎涵盖了政府政策的每一个领域，从乡村食品生产到国际关系。
第二，尼赫鲁在这个年轻的国家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也许可以用“赞助人”的概念来概括，而不是事无巨细地管理一切。尼赫鲁塑造后殖民时代印度的方式之一是支持他身边精力充沛的人提出的项目。从开创印度社区发展项目的德伊（S.K.Dey），到创立中央社会福利局以提供印度第一批福利项目的杜尔加拜·德什穆克（Durgabai Deshmukh），那些赢得总理尊重的杰出人士都得到了鼓励和支持，得以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开展自己的试验。尼赫鲁担任着印度最重要的职务，因此，当这些有远见的人建立他们的机构时，他受到邀请去参观、主持开幕式、提供建议和消除障碍。但他是作为赞助人，而不是君主来做这一切的。但是，通过他人进行统治并不总能达到结果。例如，1953年，尼赫鲁决定解除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导人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的职务，任用更加顺从的巴克西·古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ad）取而代之。在尼赫鲁庇护之下的华而不实的项目有时被指控为奢侈或腐败。
第三，印度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有多个方面。首先，尼赫鲁和他那庞大的、经常不守规矩的外交官团队为国际秩序制定了一个共同的愿景，其核心是解决帝国主义及其遗留问题。他们的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促进和平。印度的国际主义比不结盟更有创造性，也更有雄心壮志。同时，通过无纪律的外交官来拆解的帝国主义遗产的努力并不总是能产生连贯或成功的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官有一套共同的理想，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向政府请求指示。
印度的国际主义是雄心勃勃的，因为它自视为非殖民化世界的领导者。印度试图将通过试验获得的知识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似乎寻求在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汉萨·梅塔（Hansa Mehta）帮助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随后卡马拉德维·查托帕德亚（Kamaladevi Chattopadhyay）取代了她的位置。拉马斯瓦米·穆达里尔（Ramaswami Mudaliar）和帕拉马代·S·洛卡纳森（Palamadai S Lokanathan）分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和亚洲及远东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秘书。拉杰库马里·阿姆里特·考尔（Rajkumari Amrit Kaur）代表印度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成员，物理学家霍米·巴帕（HomiJ Bhabha）主持了第一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到1952年，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管理局的136个职位中，名不见经传的印度人占据了84个。印度人在建设一切事物上都向各国提供咨询和建议，从多用途水坝到民主机构。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发展战略中，人们所期待的所有结果都是喜忧参半。
尼赫鲁时代的第四个特点是，几乎所有1950年代的开创性项目都与从英国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保持了一定距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官僚，印度人在批评他们的殖民遗产时几乎都是一致的。英印政府的行政人员因其孤立无援的优越感和缺乏主动性而受到批评，他们被要求发展一种适应民主政治的工作方式。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印度的领导人尝试着通过自主机构进行管理，这些机构由富有创造力且通常关系良好的个人建立，并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运行。计划委员会、中央社会福利委员会、法里达巴德发展委员会（Faridabad Development Board）、达莫达尔河谷公司（Damodar Valley Corporation）和许多公共企业都是如此。然而，并非所有试验都成功了，这种趋势在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被扭转了，因为这些机构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吸收到现有的行政机构中。
尼赫鲁时代的第五个典型特征是持续的民众动员。指责尼赫鲁和他周围的精英们垄断主动权，并使民族运动去动员化说法经不起推敲。为了说服普通印度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普通印度人参与国家建设，他们几乎一直在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是在政府经常遭受国际收支危机时财政紧缩的产物，也是认为劳动促进个人人格发展，从而有利于创造有价值的公民这一核心思想的产物。无论是打井还是建学校，公民都被要求自食其力。这比前几十年的反殖民动员更为复杂，因为政府试图塑造印度人可以要求的东西，甚至试图激发他们对政府和日常生活的期望。
这种参与国家建设的邀约延伸到了私营企业。1955年，国大党在阿瓦迪（Avadi）召开会议，并承诺国家将追求“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后不久，高层人士转向印度的工业家，向他们解释他们不会受到威胁。尼赫鲁在年度会议上向印度工商联合会保证：“被一个词（译者注：即“社会主义”）吓到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要求工业家门融入五年计划。私营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关注该计划的目标并为之努力。例如，塔塔钢铁有限公司与政府合作，增加钢铁产量，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至1961年）的目标。大企业也被要求缴税，并承诺履行今天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虽然向政府国库缴款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在1950年代，建设拥有完整的住房、电力和管道、学校和操场的员工居住社区成为企业的普遍做法。作为回报，公司得到了保护，使其免受全球市场的竞争、资本投入方面的帮助以及质量控制和营销方面的指导。正如RK·哈扎里（Hazari）在1966年关于公司私营部门结构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尼赫鲁时代，私营部门见证了“经济集中度明显地大幅提高”。
最后，这个时代标志着印度上层种姓和上层精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们运作教学模式，相互呼吁帮助“提升”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译者注：Adivasi，原意为“最初的居民”，印度原住民群体）、妇女、城市穷人和更普遍的农村人口的地位。当然，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呼吁具有深深的恩惠性质，也可以理解它对印度精英的吸引力，因为此举强化了他们的特权。人民的参与寻求再利用现有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废除它们。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官方项目旨在减少不平等，但它们最终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扩大了差距。
目前在政治辩论中对尼赫鲁的关注远非对过去的合理评价。要想对尼赫鲁时代的复杂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比在社交媒体扩散甚至人民院辩论所能包含的更多信息。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尼赫鲁在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中笼罩了一层阴影，阻碍了人们更加深入了理解那个时代的成就和弊病。
本文编译自《大篷车》（The Caravan）网站2023年5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A Man of His Time：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Nehru,原网址为：https://caravanmagazine.in/history/nehru-modi-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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